另外在明朝部分地区对进京赶考的举人有特殊政策，比如住宿吃喝免费，甚至由官府派车接送，还要插上礼部的旗帜，沿途关卡城廓见到旗子立马放行，连盗匪都不愿意打劫，否则会招来官兵的严厉打击。
史书上对这些都有记载，同时也有更好玩的。古代有些读书人考取了举人之后不愿意继续上进了，用现在的话讲应该叫做躺平。但到了会试年依旧要进京赶考，就是半路上总走偏，次次迟到。
其实他们压根就不想去京城考试，而是拿着国家补贴打着考试的幌子，到进京方向的地区旅游访友去了，反正都是公费吃喝住，不花白不花。
京察又名内计，规定六年举行一次，内容比较好理解，去年不是刚刚做完外察嘛，两者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区别只在于针对的区域不同。
外察是对地方官员的工作成绩、品格操守做出评价，京察则是对两京官员进行考核。考过了有可能升官，考不过有可能降职或者免职。
京察有两个考场，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京，除了规模之外几乎一模一样。考核由吏部、都察院和吏科负责，三个部门的最高长官也是考试的主考官。
所有在京官员都要经过统一尺度的衡量评出优劣，守、正、才、年为四恪，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是八法。
也不是所有官员全得拿笔答题，而是按照品级分成两种方式作答。四品以上官员只需自陈，就是写个述职报告由皇帝亲自批阅。五品及以下官员得经过堂审，由吏部、都察院和吏科的大脑们亲自询问。
从表面上看殿试关系到朝廷的人才选拔和储备，京察则意味着现任官员的升降。虽然是一等一的国家大事，却有相关部门按照标准流程办理，好像也用不着皇帝亲力亲为。
实则不然，当朝廷里有了不同地区、不同理念、利益诉求不太一致的派系之后，殿试和京察除了表面上的功能之外还增加了个重要属性，争夺权力的战场！
通过殿试，各派系能把认同、属于自己阵营的举子尽可能多的往朝廷预备役干部队伍里塞，谁塞的多谁就后继有人。
京察则更直接，各派系都想通过它打击其它派系、壮大自己的队伍，谁如果掌握了对官员的考核话语权，谁就能名正言顺的排除异己、壮大羽翼。
可以这么说，除了皇位的继承之外，殿试和京察对大明帝国的朝堂政治影响最大，没有之一。
洪涛去年曾经利用过外察机会往内阁里塞了两位大学士，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自然不能视而不见，必须全力以赴争取再接再厉！
但想归想，能不能做到很难讲。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殿试题目，和会试不同，殿试得由皇帝亲自出题。
洪涛连《论语》都没有熟读，对《朱子集注》《蔡氏传》《诗》《周礼》《礼记》《易》《春秋》《孟子》《大学》以及《中庸》之类的经典着作更加陌生，想按照惯例从这些书里面找到比较有水平的题目无异于痴人说梦。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除了诗赋杂文、经义墨义之外，明代的考试形式中有一种可以避免读书少的尴尬，叫做策问。
大概意思就是皇帝出一个题目让参加殿试的贡士们当场写篇小作文，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题目并给出解决方案。
这类题目就不用从经史子集中找了，更偏向于眼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或者叫更贴近现实，考的就是贡士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执政理念。
“万岁爷，时候不早该安寝了……”看着皇帝在御书案后面一会儿两眼望天、一会儿抓耳挠腮、一会儿背着手满屋子溜达，养心殿长随王承恩有点担心，第三次小声提醒。
“大学士们要三道题备用，朕连一道题都没写出来能安寝吗！”连续四五天了洪涛是吃不香睡不安，满脑子里全是题目，但选来选去好像哪一个都不太满意。
眼看明天就是正日子，难不成空着手面对贡士们，与他们聊聊俄乌战争或者中东局势？要想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拿不出殿试题目的昏庸皇帝，今晚就必须开夜车了。
“奴婢去请陈公公、王公公，万岁爷不是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加上奴婢正好三个。”王承恩只知道殿试是大事，但皇帝的身体更是大事，为了帮忙分忧，他想了个主意。
“……你他娘的有好不学，偏学溜须拍马之术，小心屁股被打开花！”按说陈矩、王安都是内学堂毕业的高材生，肚子里必须有点货，请他们来帮忙应该不算病急乱投医。
可这么简单的道理洪涛怎会没想到，要是能让他们帮忙也不用等王承恩提醒早就实施了。问题是他们帮不上忙，不是策问题目出不来，而是拿不定该选哪个。
策问是皇帝用来测试贡士的，想从他们中间选择更有能力、更能理解自己思路的人充实朝廷。同时策问也是官员们窥探皇帝真实想法的小窗户，借此能大致推断皇帝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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