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边陲的昆仑山巅，常年积雪不化，积百年千年之雪。几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万名官兵像铆钉一样驻扎在高原的永冻层上。他们都知道同一个故事，关于高原的茶花的故事。
那一年茶花四岁，第一次和妈妈出门走的就是远路，在辞旧迎新的时节。
被冰雪覆盖的高原依然以它千百年的沉静和冷寂来对待人类任何一个火红的节日。
高原恢宏的美丽是残酷的。
长长的青藏公路上，车越来越少，偶尔有一辆，也是从雪线回格尔木过年的。
从山东来的贺嫂带着四岁的茶花站在路口，焦急地盼望着能有一辆开往昆仑山深处不冻泉兵站的车，她要去那儿寻夫。此时此刻她只有一个愿望：无论如何仨人要一起过年，那叫团圆。这也是老贺每封信里一定要的话。贺嫂早已忘记兵站有条不让大人带孩上雪线的规定，另外她怎么也不相信高原的空气真的就是什么“冷面杀手”。大家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吗？
贺嫂抱着茶花，手脚都冻得麻木了。好不容易才拦住一辆进山的便车，但司机很不情愿捎这个脚。
“别人都下山，你偏上山，还带着个娃娃！”
“我从山东老家来探望丈夫，约好在格尔木过节，谁知他临时有任务下不来，我这才往山里赶。”
“你这是千里寻夫啊，丈夫在哪儿工作？”
“他在不冻泉兵站当兵。”
“那上车吧。”
司机再没有什么，他启动马达，开车。
贺嫂抱着茶花坐在驾驶室里。茶花轻轻地从干涩的嘴里挤出几个字：“爸——爸——”
“她病啦？”司机问。
“我们坐了两两夜的火车，又坐了两两夜的汽车，可能太累，孩子受不住。”贺嫂着紧搂了一下茶花，茶花的额上很烫。
看着昏昏沉沉的茶花，司机知道是让讨厌的高原反应症给缠上了，他加快了速度，想尽快把贺嫂送到丈夫所在的兵站。
汽车在盘山道上行驶，雪依然下着，两道刚刚出现的车辙，很快就被悄然无声的落雪盖住。
茶花在贺嫂的怀里半醒半睡，不停地喊着：“爸——爸——”贺嫂一会儿抬头看前面的路，一会儿低头看女儿，两行热泪悄然而下??
自从上次老贺回家探亲，一别就是五年，女儿都四岁了，还没有见过爸爸，只知道爸爸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当兵，而贺嫂想到这些，终于未能抵挡得住揪心的企盼，带着孩子奔昆仑山的不冻泉兵站来了。
老贺自从沂蒙山到昆仑山来当兵，一干就是十多年。这些年，他在寒地冻的不冻泉兵站操持着家什，他是那儿的上尉指导员。他的所有柔情就是在写给贺嫂的信中的那句话：无论如何，年要仨人一起过。看来这次能如愿，贺嫂想。
永远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
——劳伦斯
那一个清晨久久停留在我的记忆里。像一帧定格聊黑白照片:灰蒙蒙的雾，动荡不安的红树林，以及若隐若现的帆影。一个叫做颖的女人牵着我的手，久久伫立在被大雾紧锁的码头。她的手心潮湿，略带冰冷的温度。我的的手被她握着，感受着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安稳和馨香。这是与母亲截然不同的气息，它们弥漫在这个大雾紧锁的码头，弥漫在我的身躯里。长久的伫立，令我感到困惑，但我无心打扰，亦不敢过问，只是保持着和她同样矜持的姿势。目之所及，徒留空旷的虚无涂抹苍穹。
时间一寸寸流逝。我忽而觉得手背冰冷，再抬起头，已见她落泪。她的眼泪如一枚铜币落地，啜泣被南来的群雁嘶哑的叫声覆盖。风大口大口地灌进来，吹散她的发髻，散开的一头秀发簌簌地拍打着后背。银簪随之掉落，跌入了漩涡盘绕的江水之郑溅起的水花迷蒙了我的双眼。
在我成长的那段隐晦的岁月里，我时常记起这样的一帧画面。翘首以盼的女人和一无所知的孩。他们之间难以描述的关系，使得故事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灰，一层琥珀色一样透明的灰。而我，就是故事里的那个孩。你所知道的，只是一颗尚未成熟的魂灵。拥有坚韧的外壳以及脆弱的心。我知道，这一切与母亲有关。
那时候我贪玩、任性，每纠缠着母亲。我手里握着一架纸做的风车，那是母亲送给我的玩物，扇叶是红黄蓝三种颜色。我握着风车爬上高高的木质楼梯。楼梯口的扇形窗户被推开，风吹进来。于是风车呼呼地转动，风车转得如此快，它的转动鼓动我欢腾的心，我都快看花眼了，风车形成的圆周一如那码头江水的漩危
我迷恋风车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但那时我尚幼，未学会制作风车。母亲于是用旧报纸为我裁剪，然后用钉子将扇叶钉在竹棍上。一架简易的风车诞生，我惊诧于母亲的心灵手巧，欣喜若狂地握着竹棍在巷子里奔跑，像风一样地奔跑。心极易满足。一点安慰，一句哄骗，足以令我度过无所事事的一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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