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江畋想要籍此推波助澜的话，只要告知对方，远在海外的区区倭国，也有人敢于僭称“天皇”尊号；并且将这件事情捅到朝堂上去，自然就会有人义愤填膺的站出来，鼓动征讨这种僭越。
不过，眼下还不是最适合的时机；如果真要对这时代的倭国开战，那就需要一鼓作气将其重创，或是打成满地的碎片，再慢慢的开发其蕴藏的贵金属资源。而不是象征性的威慑和认罪服软就好了。
另一件相关的事情，则是官拜光禄大夫、太常员外卿，兼熊津都督、带方郡王，百济王子扶余隆；在安东都护府的治所平壤城的驻留期间病逝了。朝廷追赠辅国大将军，百济王室扶余氏就此衰微。
而另一位遥领辽东都督、朝鲜郡王的高句丽末王高藏；至今还在洛阳做寓公，也没有机会卷入高句丽残党与靺鞨人的谋逆事件，导致安东都护府的势力范围收缩，治所退守辽东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过几年连这位末王都一并去世之后；高句丽境内残存的反抗势力，连明面上可以尊奉的旗帜都不存在，曾经享国柞数百年的高句丽王室，最后一点残余影响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此外，就是上元四年、上元五年之间，在中原腹地的河南、河北道，相继发生的不同程度旱情；上谕照例派遣御史中丞崔谧等人，分别到各道慰问、救济。然而侍御史刘思立却上书劝谏称之不可。
理由是当下正值麦子抽穗春蚕吐丝的农忙季节，天子派遣使者巡视安抚，百姓固然翘首企待、欢欣鼓舞，忘了生产，乃至期望得到皇帝的恩惠，聚集起来参拜、欢迎使者，对民间的农事妨碍很大。
殊知天子的本意是安抚慰问百姓，结果却对他们造成困扰反而不美。既然是为了救济，官署应建立支付的帐薄，大可先委派各州县救济，等到秋后农闲，再派出使者到各地考核救济工作的好坏。
本来事情就此结束，高宗也收回分派各道使臣的成命。但太子李弘这次在朝议上，主动提出另一个方案和建议；既然担心大臣宣抚影响农事和扰民之嫌，那委任各地官府自行赈灾也难免良莠不齐。
因此，无须等到秋后农闲时，再派人考核救济工作的效果；期间的官府用事无论好坏，都已经对百姓造成了既成事实。因此，完全可以在下令各地官府赈灾的同时，由朝廷分派人员进行同步监察。
当然了，这些监察人员的身份和品秩，就不用多么的高；却需要足够的数量，分区进行监察。以正在御史台见习的那些年轻里行，就可以胜任之。也无须公开身份惊扰到地方，直接探访各地民情。
作为天子和朝廷查访地方的耳目，而非钦命处置事态的大臣，深入乡里查访和监督各地赈济的进程；然后，再通过专门的驿递渠道，反馈给朝廷中枢作为日后考绩的参照和依据，并列入资历堪磨。
然而，这个破天荒的提议既出，顿在高宗偶然视事的常朝中，掀起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当值的宰相裴行俭、郝处俊在内多位重臣，都不赞成这种轻易打破现有御史监察体系，并扩大其权柄的尝试。
反是那位代为临朝的天后，不但出言附和和大大赞许了，太子李弘的主张和提议，甚至还更进一步的建言高宗；扩大这些临时委派的差遣职权，如果试行效果颇佳，则可就此增扩人手和成为制度。
显然，在这个正中她下怀的提议背后，是天后一党更进一步延伸的外朝权柄和影响力；也是宰相郝处俊等人所担忧和防范的。但这就是堂堂正正的阳谋手段，也是太子李弘没法反悔和拒绝的结果。
此外，高宗在天家诸子中，改封第七子周王李显为英王，并根据天象观测改名为李哲。又在天后的主张和安排之下，册立豫州刺史韦玄贞之女韦香儿，为续任的王妃。就宛如历史曾发生过的一般。
高宗还下令：显庆年间所推行的新礼，多不效法古礼，其后五礼均依照《周礼》执行。从此礼官更加无所凭据，每次遇到大礼仪时才临时选定。太常少卿郑休远为此上书申辩，被训斥并贬官留任。
然而，却因此找到了东宫的门路，试图与郑娘子修复和缓和关系；也不知道是否出自天后的示意呢？另一方面，高宗在病情的折磨之下，越发的喜怒莫测、恩威难辨；唯有天后才能令其平静下来。
因此，随着天子露面和视事的时间益短，代行权柄的天后，无论是在后宫/内廷，还是在外朝的权威，也再度达到了一个顶峰；甚至连东宫的下属和笼络而来的人才，都不免为之心志动摇和笼络之。
若不是太子李弘还有储君监国的名分大义，并得到了宰相们的隐隐声援，才不至于彻底落入下风。但现在与他相善的宰相张文瓘，已经病重不起了，而另一位亲近的宰相戴至德，也早已告老至仕。
虽然还有一位倾向东宫的李义琰，但同样被弹劾缠身逐渐的边缘化。朝中敢当面与天后据理力争的，只剩下一位中书令郝处俊，却同样老迈了；其余的刘仁轨、裴行俭，更折服于天后的威仪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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