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楚人”，非但芈姓一族。楚人的上层统治者，即屈原所说的“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来自西北方的夏人后裔，本为游牧民族，沿汉水南下，至周已定居于丹阳一带。
江、汉之间的土着居民，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与土着民族。
此土着之民族，自历史发展论之，当即《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之苗民。此时其主要部分，当已随时代而西征，西征而落伍者，则当为屈原所谓之‘南人’、‘南夷’，为三苗沿途遗在沅湘辰溆间者。
从周代的情况来看，江汉沅湘一带的土着居民相当复杂，除了三苗及其遗民之外，还有越、濮、巴三族。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迁徙到这里来的。先民的迁徙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在出现比较发达的农业以前，迁徙是不可避免的。狩猎、采集、游牧以及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都要求在不断的迁徙中寻求较好的生产和生活场所。
此外，部族繁衍，支系另谋发展，更是要求迁徙的原因。同族之间的“不相能”，近亲族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不同部族之间的战争，都会引起大规模的迁徙。
从土着居民的构成来说，可能还不仅是苗、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蛮”，即南中国的诸多部族和民族。他们在芈氏之族的统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称为“荆蛮”的强大的楚民族，并建立了日益强大的楚国。
楚武王前后，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楚国就完成了对江汉地区许多姬姓小国的兼并和占领，造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的局面。
后来终于统一了长江流域，吞并了吴越，并以咄咄逼人之势，不断问鼎中原，不断兼并中原各国。
在兼并战争不断取胜的过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
楚人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具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视为光荣和自豪。
屈原《国殇》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与刚强英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
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
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
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
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寡人为楚王，当与郢都共存亡！郢都破，则寡人身死！……”
“大王！万万不可啊！”令尹昭阳、屈原、昭鱼等一干忠心耿耿的大臣纷纷站了出来，跪求熊槐收回成命。
熊槐却是打手一挥，一脸视死如归的神色道：“诸卿不必再劝。昭阳、芈原、昭鱼三人听封！”
“臣在！”
“郢都虽破，然楚地何其之大也，凡有楚人，皆有楚国。昭阳、芈原、昭鱼，寡人封汝等三人为顾命大臣，辅佐新王，迁都于陈，寡人身死，郢都城破之日，便是新王登基之时！”
“诺！”昭阳等三人不得不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楚王熊槐又道：“诸卿，尔等都逃命去吧！寡人已颁布诏令，大开城门，凡郢都城内欲活命者，皆可逃离郢都！寡人可以为郢都，为楚国陪葬，但是尔等不可也！”
宋军还在行进的路上，距离郢都不过三十里之地。
白起忽而接到了一封来自朝歌的诏书，打开一看，不由得眉头一皱，随即又舒展开来。
“全军停止进军！”
宋军一向是令行禁止的。宋国还有极大的战争潜力，不似楚国一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就连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和两鬓斑白的老翁都要征召参战的地步。
宋军的士卒，清一色都是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青年人，训练有素，令行禁止。
尤其是白起统率的这十万步骑，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虎贲军，都是百战余生的锐士，他们行动起来就跟一个整体一般，丝毫不会有违反军纪的动作。
子楚已经俨然是白起的传令官的存在。
白起这一招手，子楚便骑着快马跑过来。
“将军，发生了何事？”
“这是王上的诏命。”白起将诏书递给了子楚，随后沉声道，“传令下去，全军就地休整。”
“还要休整？”不是已经休整过了吗？
看着子楚发愣的模样，白起叹了口气道：“王命不可违。王上慈悲，予楚人十二个时辰的时间，又命我遣使游说楚王开城献降，以免生灵涂炭！在此期间，郢都城内，任何一人都可自行离去，不可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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