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日头像融化的铜水，顺着公交车窗玻璃蜿蜒而下，在金属扶手上烙下滚烫的触感。
我蜷在摇晃的座椅里，听着轮胎碾过柏油路的沙沙声，车身每一次颠簸都像是岁月的手在轻轻拍打。
这趟开往 “上马” 站的公交车，载着我驶向换乘的中转站，在那里，我将等待那趟从城阳到胶州，如同候鸟般准时的每小时一趟的巴士班车，踏上归家的旅程。
当公交车缓缓停靠，车门开启的瞬间，裹挟着热浪的风扑面而来。路边的梧桐树被晒得蔫头耷脑，叶片相互摩擦发出细碎的 “簌簌” 声，仿佛在无力地抱怨这酷热。
空气中浮动着尘土的干燥气息，又隐隐飘来街角小吃摊烤红薯的焦香，甜腻与苦涩交织，竟莫名勾人回忆。
上了巴士车在后排座位坐下，看着往来车辆的尾灯在烈日下晕染成模糊的光斑，恍惚间，记忆的潮水漫过了现实的堤岸。
思绪回溯到那个深秋，供热站的锅炉刚冒起第一缕白烟。鞠大姐就是那时加入我们的，她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藏蓝工装，笑声像银铃般清脆，所到之处连冰冷的管道都仿佛有了温度。
而我，整日埋头于管道检修与设备维护，早已习惯了喉咙里时不时泛起的刺痒，咳嗽声成了工作时不自觉的伴奏，自己却浑然不觉。
记得那天，我正踮脚检查高处的阀门，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如汹涌的浪潮袭来，震得胸腔生疼，眼眶泛起泪花。我扶着栏杆喘息，一低头，正对上鞠大姐关切的目光。
她手里攥着的扳手 “当啷” 一声掉在地上，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粗糙却温热的手掌轻轻拍着我的后背：“站长，这咳嗽不是一天两天了吧？以前到底是干啥工作的？”
我抹了把额头的冷汗，喉咙还残留着铁锈般的腥甜：“大姐，来这儿前两年，在工地上焊镀锌管。那些管子刷了沥青漆，电焊枪一开，黄烟就跟毒蛇似的往鼻子里钻，呛得人直犯恶心。以前在单位里上班，哪遭过这罪……”
话音未落，又是一阵咳嗽撕裂空气。其实我一直把它当成胸膜炎治疗，吃了一些消炎药，一次也没有去看过医生，拿着生命没当回事。
鞠大姐眉头拧成了疙瘩，眼眶微微发红，那声叹息里仿佛裹着十年陈酿的心疼：“站长，身体是本钱，哪能这么糟践！”
她转身从储物柜翻出皱巴巴的纸巾，塞到我手里，“医保赶紧用上，先买止咳糖浆吊着。梨和冰糖我明儿带来，家里砂锅炖的才管用！”
那一刻，她眼底跳动的关切，比供热站炉膛里的火焰还要炽热，瞬间驱散了深秋的寒意。
次日清晨，鞠大姐踩着晨雾进了站，怀里紧紧抱着个蓝白相间的搪瓷饭盒。揭开盖子的刹那，蒸腾的热气裹挟着清甜的梨香扑面而来，琥珀色的汤汁里，雪白的梨块泛着温润的光泽，仿佛浸在月光里。
我用木勺舀起一勺，入口即化，冰糖的醇厚与梨肉的清甜在舌尖绽放，顺着喉咙缓缓滑下，像一泓清泉浇灭了肺叶间的燥热。
“慢慢吃，烫着呢！” 鞠大姐笑着嗔怪，眼角的皱纹里盛满慈爱，恍惚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儿时，母亲守在灶台前为我盛汤的场景。
往后的日子里，鞠大姐的关怀成了比闹钟更准时的存在。晨光熹微时，她的声音会穿透值班室的门：“止咳糖浆喝了没？”
午休时分，她又会端来温热的梨汤：“凉了喝着伤胃。” 那些深褐色的药汁，苦涩中裹着蜜般的关怀；冰糖雪梨的甜香，浸润着比亲情更纯粹的温暖。
黄姐也加入了这场 “护嗓行动”，她拍着我的肩膀，眼神坚定：“炎症是百病之源，这消炎药可得按时吃！” 在她们的 “双重攻势” 下，我开始了与咳嗽漫长的拉锯战。
三个月的时光，在药瓶的叮当声、梨汤的氤氲热气和叮嘱声中悄然溜走。
某个清晨，我忽然发现，自己能畅快地呼吸清晨的冷空气，不再被突如其来的咳嗽打断；大声说话时，胸口也不再闷得发慌。那些曾如影随形的不适，早已在鞠大姐的关怀里化作了飘散的晨雾。
这份在供热站收获的情谊，这份鞠大姐给予的恩情，早已化作我生命中的光，照亮那些被忽视的角落，也让我明白：人间最珍贵的良药，从来不是药房里的瓶瓶罐罐，而是陌生人发自内心的善意与关怀。
我握紧衣角，暗暗发誓，终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别人生命里的那束光，将这份温暖无限传递下去。
所以，当我在供热站里，第一次村里的人热烈讨论着村里要拆迁的事，我却被他们的交谈惊出一身冷汗
。“听说咱村要拆迁了？”“可不是嘛，评估组下个月就来！” 这些话像冬日的寒风，直直钻进我的耳朵，让我心里猛地一紧。
上班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鞠姐。她正弯腰擦拭机器，听到这话，手中的抹布停在了半空，眼神里满是震惊和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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