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欧洲从来没有禁止过转基因，只不过是一些国家强调标识制度，并且实现目录制度，进口转基因食品的品种需要在目录里面而已。无论是不是进口转基因食品，都与是不是‘人’没有逻辑关系，只与贸易壁垒有关系。
而大夏是不是推广，完全与我们国家的战略有关系，从来不是不把人当人。实际上，我们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研究转基因技术，但是迄今为止也仅仅批准了一种转基因食品即番木瓜上市，对转基因食品的要求极其严苛。”
“哎”，陶黎纳道：“你说的完全符合事实。但是，民众是不会认真的听你解释的。他们就看谁的口碑好，却不知道口碑也是可以表演出来的！”
他接着说道：“就像方舟子，他如果口碑超过了岳正义，他就是再胡说八道，民众也会无脑的去支持，因为很多人从来都是直觉动物，是非理性的。而岳正义就是操纵民粹主义的传媒高手，就是依靠‘愤世嫉俗、骂官’来打造‘为民’的形象，再依靠这种形象收割韭菜。
而方舟子，由于他的性格缺陷，本来就不讨大众的喜，加上他后来一系列的争议行为，造成了他口碑的崩塌。很多人其实原本对转基因技术是中立的，也完全不懂转基因是什么，就因为看方舟子的形象不佳，选择了反对转基因。本质上，他们一开始无所谓反对不反对转基因，就是纯粹看方舟子不爽。
很显然，方舟子过去由于在口碑上的一路下滑。如果一篇文章中出现方舟子，而恰好方舟子是支持某个观点，80%的普通民众会立即因为对方舟子这个人的厌恶，而故意选择与方舟子相反的立场或者观点——即使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得到科学界承认的。
我举一个例子，方舟子现在常年滞留在外国，很多人就说他做了外国资本的走狗。实际上，他回来不回来，去了火星，去了冥王星，或者去了平行宇宙，或者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方舟子这个人，也与转基因安全性没有丝毫关系。
支持转基因安全性的，是全球整个科学界，也包括我们的科学院。方舟子他不发明理论，他是主流科学理论和知识的搬运工。只要科学界认同就行。方舟子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和他宣传的科学理论本身没有关系。
我打一个极端的比方，比如二战事情伪政府的汪某人说‘南京是中国城市’，莫非他就说错了吗？反过来，某一个人民英雄说，‘航天飞机就应该烧煤’，他就正确了吗？”
张启接话道：“陶大哥，您的理解完全正确！科学就是科学，与人的人品和口碑毫无关系，而是与科学证据有关！”
陶黎纳猛的站起身来，在客厅踱着步子，道：“我们要警惕一个现象，方舟子的个人形象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确实已经崩塌了。但是我们要警惕某些人借着批判方舟子，还伪科学泛滥的魂。
这方面的教训太惨痛了。当年就是因为方舟子的口碑严重欠佳，造成社会上的一些民众一边倒的因为支持方舟子的对手，而间接使得中国生物基因技术被耽误20年。一些人借着‘批判方舟子’的旗号，正好推销他们的伪科学那一套。
他们认为，只要证明方舟子是坏的，那么方舟子支持的所有东西都是坏的，方舟子反对的所有东西都是正确的。
说到底啊，我们的这个时代还是缺乏一个有公信力的大英雄、大楷模！就是既有无上威信，在人品上无懈可击，又在民众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可以率领大家一起支持科学发展。
而正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大英雄，就让岳正义这种伪君子大行其道！”
陶黎纳继续说道：
“恕我直言，我对方舟子这个人也是不喜欢的。由于我性格的耿直，所以我抨击过方舟子的那种唯我独尊的风格，针锋相对的反驳过方舟子的一些谬论，也因此引来方舟子在社交媒体上对我的攻击。总之，我和方舟子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但无论方舟子的人品和口碑怎么样，我们要学会一个基本道理：绝对不可——以人废言。
虽然方舟子的口碑不好，但是在科普领域，他的某些生物学领域的论点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科普不是创作，不需要新观点，把道理讲清楚就行。方舟子和司马南反对伪气功和特异功能，其观点就是正确的。
但绝大多数人确实存在有这方面的狭隘思维，比如，网络上出现了抨击方舟子的文章，再在文章中宣扬伪科学，结果就是煽动起一些民众支持伪科学。
普遍民众不具备信息检索和真伪甄别能力，因为这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所以，他们的一个最偷懒的方式是：谁的口碑更好，我就支持谁。
而这些人辨别‘口碑’的一个最偷懒的方法是：谁最敢骂’权贵’，谁就是我的代言人，他就是最好的人，我要相信他。
但是，这恰恰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反对知识的，也是毫无理性的。
方舟子之所以支持转基因，并不是他的独树一帜，而是全球科学界的集体共识。方舟子只不过是搬运了全球科学界的共识而已。
恕我直言，即使方舟子反对转基因，也与转基因是不是安全无关。转基因是不是安全，唯一有资格判断的，是具有专业资质的科学机构和同行评议机制，而它们采取的是科学实践——除此以外，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权做判断！
转基因是不是安全，仅仅与科学实践有过，与方舟子无关，与岳正义无关，与人品和口碑无关，与所有的国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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