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组数据得出的结论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大规模学校撤并的结果是，农村小学距离学生家的平均距离为5.4公里，这背离了国家提倡的小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农村初中距离学生家的平均距离则远至17.47公里。
具体来说，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乡村中小学撤并之后，乡村中小学不仅从数量上大为减少，而且从完成国家基础教育的使命来说，乡村教育很难发挥其应有功能。
一个普遍公认的事实是，中国的乡村教育逐渐告别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小学不出村（自然村），中学不出队（即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高中不出社（即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的传统格局，而出现一种十年前的“城挤”、“乡宿”、“村弱”，直到最近的“城挤”、“村弱”的格局。简言之，解决儿童就近入学的“一村一校”模式从此进入历史。
因为出于安全风险等因素的考虑，实际上，不少乡镇学校已经取消了住宿制度。即使是县城的中学，除了那些在县城有房产的农村家庭的子女入读，其他农村父母亲都是通过租房来陪读，不少学校的住宿生寥寥无几。大量农民子弟都通过买房、租房等方式涌入到县城上学，乡村学校在加速衰落。
要真正扭转萎缩中的乡村学校，就必须了解：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乡村学校遭遇了哪些难题？为何这些难题存在的时间如此之长？
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加速，乡村中小学的发展遭遇了重重难题。将这些难题概括为乡村中小学遭遇到的“四化”，即：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生源问题；快速城市化造成农村适龄儿童外流问题；日益严重的教师老龄化造成教学质量问题；教育管理的地方化造成乡村中小学撤并问题。这“四化”的存在，极大加速了乡村中小学的萎缩。一旦前面“三化”遭遇“地方化”，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更为严重，难以逆转。
对这一代青年人来说，城市化是一个高度不可逆的过程。他们自己不愿意回到农村，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不愿意子女在农村读书。城市给了他们无限想象的空间和可能。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在城市里上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县城里上七八十人一个班的学校，也比在乡下上中小学要强。这就是年轻一代农民工父母的基本态度与认知。
再次，日益严重的教师老龄化造成教学质量问题。乡村学校萎缩的一个直接表现是，乡村教师的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教师的老龄化既加速了乡村学校的萎缩，又是乡村学校萎缩的结果。在县城和乡镇学校大量补充青年教师的情形之下，乡村中小学却很难吸引、补充新鲜血液。没有适当比例的年轻教师加入的乡村中小学，必然结果就是教师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教育管理的地方化带来乡村中小学撤并问题。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最近二十年来，地方政府主导的乡村学校撤并浪潮逐渐在全国铺开，甚至掀起一股撤并浪潮。
从地方政府的财力和师资力量来说，乡村中小学校撤并确实有其现实的理由和依据。比如，随着2004年前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撤并乡村，一个自然结果是撤并中小学。因为乡村撤并后，各个地方政府都要考虑辖区内学校数量的多少、规模、财政经费安排、师资力量配备、管理便利等问题。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继行政领域的乡村撤并之后，出现了教育领域大规模的乡村中小学一窝蜂的撤并浪潮，由此也就自然加速了乡村中小学的萎缩。
可以说，在中国过去二十年房地产飞速崛起的过程中，乡村中小学的撤并大大促进了县城房地产的发展。不管是农村家长直接到县城买房定居，以解决小孩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读书问题，还是他们因为买不起房而要到县城租房陪读，都在直接或者间接推进县城房地产的发展。
虽然他们到县城买房定居或许不完全是为了小孩的教育问题，但是他们的小孩到县城上学，这一定是他们买房的原因。
乡村中小学的撤并政策诞生于中国飞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反过来又极大推动了这一进程，在适龄读书儿童越来越少的情形之下，学校不可能扩大办学规模，不能扩大办学规模也就难以补充年轻教师；难以补充师资，乡村学校剩下的也就只能是那些日益老去的乡村教师；老龄教师逐渐退休，又缺乏新鲜血液补充，学校的教师数量也就也就越来越少，加上学生已经在减少，地方政府对学校的撤并更有了正当理由。反过来也是如此：地方政府不断加速撤并浪潮，有条件没条件的家庭都不得不将子女送到那些没有被撤并的学校或者直接上县城和乡镇学校入读。这势必加速适龄儿童外迁。
当然，如果要追问农民为何要把孩子送到县城或者乡镇学校读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乡村中小学教育越来越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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