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关卡不过也不行，不得到正式承诺，谁知道帝国什么时候以什么理由来杀全家？
于是，德川家康又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他没有请求内附，但主动请求降爵，并移国。
他觉得，只要自己移国到更加边荒，更加远离帝国统治核心的地区，不起眼的苟起来，至少最近帝国应该是理不到自己的。
这个请求最终也得到了同意，包括德川在内的4个剩余扶桑外蕃，被统一移国到天寒地冻的北海半岛（勘察加），说起来他们的领土面积还扩大了，不过气候和农业与他们在扶桑的家乡相比都差的很远，也不知道这些扶桑人是否能够适应。
帝国对外蕃的这一系列除国、移国行动，不只是局限在扶桑。
在辽东，原有的九百九十个索伦百户有六百六十个被消除外蕃百户封号，其中一半分散迁徙到其他地区（如秦国、楚国、滇省、安南省）戍边。
另外一半定位为庶民，整体并入帝国直辖。
最后三百三十个外蕃索伦百户，被全部迁徙到外兴安岭以北地区。
外蕃蒙兀也是如此，草原的精华地带（内蒙）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等地被分割合并进辽、冀、晋、陕、甘等省份，至少一半的外蕃蒙兀被强制迁徙或直接以庶民身份被吞并。
剩余的部分，大约三百个外蕃蒙兀百户，不得不前往相对更为苦寒的漠北喀尔喀（局限在贝加尔湖以北）。
相对更为细碎复杂的南方外蕃，也被梳理一轮。
荆湖、桂省、粤省、琼岛一带密布的洞蛮部落遭到了帝国军队的分头进击，帝国只给南方洞蛮留下三百个外蕃百户的名额，而这些名额大多被那些很久以前就跟汉地关系融洽的洞蛮提前拿走了。
剩下的洞蛮如果不愿改土归流，编户齐民，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到1799年上半年，借助大理王室行刺案，帝国已经把周边所有外蕃整体清理一轮，唯一得到赦免的，只是高丽郡王和西域跟秦国一起征讨帕尔斯的8个国家而已。
而帝国的外蕃势力，被严格限定在1200个以内。
……
共和1798年年末，徐世杨抵达金陵参加今年的年终会议。
此时，因为大理案而引起的风暴远未到平息的时候，不出所料的是，此案除了把大理王室牵扯进去之外，还波及了帝国国内的许多人。
包括绿林，以及江南的很多豪门勋贵。
前者徐世杨也得承认他们是罪有应得，毕竟当时参与袭击的人中至少有一半是中原来的汉人侠客。
但后者，徐世杨认为这里面有一大半人是被牵连了。
理由很牵强——参与行刺案的侠客里面，有一些给江南的豪族当过护院，而江南豪族大多有亲戚、朋友、同学、师生之类的关系。
于是，瓜连蔓引，整个江南几乎所有豪族、士绅，都被牵扯到这次要命的大案里面。
所有人都知道谋逆是什么意思，大家也能大概想到，新朝肇始，照例应该是杀些前朝的猪吃肉的。
可这次杀猪，是不是能杀到自己头上，或者到底是直接杀死还是只切一块肉尝尝，这都是可以“议价”的。
于是，所有豪族都在倾尽家产，四处托关系走动，想要得到脱罪或赦免的承诺，或者拿些钱财来消灾也行。
但刑部的专案组不为所动，开始按那些被俘江湖人的口供，按远近关系搜查涉案江南豪族的家。
这一查不要紧，一个更大的问题被揭露出来：
在浙省湖州，当地一豪门庄氏，累世积富，于前周灭亡后，开始自行延揽名士，编写《周史》。
给前朝编史，一直是汉人士绅最热衷的工作之一，因为若是真的成书，这就是名流千古的大功绩。
只不过编史这种事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你很难揣摩新朝对旧朝历史的态度，但若是屈从与新朝的权威，而修改某些历史，那么参与编写和出书的士绅不仅不能得到士林的赞颂，甚至有可能成为大家唾弃的对象。
庄氏之所以敢编写《周史》，一个原因是帝国毕竟没有对大周的宗室怎么样，这让他们误以为帝国应该不会特别在乎这段历史。
另外一个原因是，参与编写的士绅，都是儒林名流，门生弟子无数，称的上桃李满天下。
庄家觉得，就算帝国再怎么骄横，也不至于疯狂到把这么多名士全问罪的地步吧？
于是，他们壮着胆子开始编写《周史》。
一开始，帝国确实没有对参与这项工作的士绅怎么样，只是有人暗戳戳警告他们，不要把一些事写进史书中。
大家觉得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警告，那么事情应该没那么坏，因此工作得以继续。
结果，到了《周史》基本编写完毕的时候，却突然爆出大理刺驾这种惊天大案，一切就突然急转直下。
首先是，刑部查明，当初去大理参与刺驾案的武林豪杰中，有几个曾经是庄家的座上宾，所以很难说他们去大理是不是受了庄家的指使。
庄家对此事不断喊冤，那几个大侠确实曾经在自家住过几天，庄家也确实给了些盘缠，但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而且只是略尽地主之谊罢了，不单单是他们，别人上门，不管是成名的侠客还是游学的士子，乐善好施的庄家也会帮衬一二。
但这些话无法说服刑部，更何况，一个叫做查继佐的前周举人，突然上告刑部，说他有庄家谋反的证据。
而证据就是那部《周史》，这本书上，明确标明，帝国皇帝曾经当过大周的节度使，理论上应该是大周的臣子。
那么，华夏帝国自立又反吞并大周，实际上应该算是谋反。
好了，这一下彻底说不清了。你在书上说帝国谋反，那么自然就是对帝国心怀不满，对帝国心怀不满的人参与谋反，这简直太正常了对吧？
庄家只能高声喊冤，帝国皇帝当过大周的节度使，这本就是天下皆知的事，把这事写在史书里不是很正常嘛？
至于评价，书的注解处写的很明白，那是前周首相文仲的看法，站在他的角度上，帝国可不就是谋反吗？
庄家只不过是收录了大家对此事的看法而已，所谓华夏谋反，真不是庄家的观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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