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就听何锐继续说道：“叶处长是1位非常注重社会正义的人，我对此很赞赏。但是他提出的社会正义更多的是1种感觉，是1种旧时代的思路。我不认为他所说的正义不对，但是他的那个期待方向不够唯物主义。譬如，交通事故是有1定的解决办法。随着科技进步，会出现摄像头，以及信息储存设备。在广大的范围内，以及各种车辆载具上，会有这些设备。虽然不能说解决100%的问题，至少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中国生活方式，就是正义最好别迟到，而是尽快早点到。
除了这些之外，我非常认同叶处长经过这件事之后更加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事实证明，帝国主义要完蛋，那么中国走这条路，也会完蛋。国内民众以及党内同志，不少人都觉得中国是世界上的特殊存在。我当然承认中国的独特性，但是帝国主义这条路，几百年来那么多国家走过，全都完蛋了。中国再独特，也没有独特到物质世界专门给中国创造1套规则的程度。”
李润石听得心情愉快，“正是如此，正该如此。不过主席，叶处长对于社会不公平的看法，是不是比社会正义更高级别的问题？”
何锐点点头，“社会公平问题分层次。反帝反封建所追求的就是某个层次的公平，这种不公平可以通过革命，通过社会制度，通过法制水平提升来解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流传了这么久，证明了人民未必愿意这么对待自己，但是肯定愿意这么对待别人。这就有着充分的群众基础。”
“哈哈。”李润石被逗乐了。何锐那种与众不同的感觉，让他说起这些很残酷事情的时候往往非常轻松。正因为何锐懂得这些看法多残酷，所以他的轻松有时候真的令人感觉想笑。但李润石觉得在何锐的看法中，肯定有更难逾越的不公平。
“国家是占据优势地位的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主要属性。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那么，对于资本掌握的不公平，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削弱。但是基于掌握的生产力水平的高地，也就是已经开始出现的技术分红，是未来不公平的最大的制造者。
如果手里有资产，只要有良好的运行团队，资本分红甚至可以接受每年5%的收益。资本利得与技术利得叠加起来，必然导致未来极大的收入差距。
当面对寻租资本，以及其他不从事劳动的资本时，阶级斗争，1抓就灵。但是面对技术利得的时候，阶级斗争就未必特别灵。而且，对于专业人士收重税，他们转而跑了。中国损失的不仅是国家的人才，更损失了重要的产业能力。这已经不是投鼠忌器，如果执行不好，就是自毁长城。
但他们的确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这该怎么解决？”
李润石想了1阵才问道：“中国可以强大到这等地步？小资产阶级竟然能够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
“李总理，我们要对中国有信心。中国人的智商在全球最高，中华文明创造出勤劳肯干，吃苦耐劳的中国人。中国人口众多，又有公民社会的平等主义，出现大量出类拔萃的人才，很奇怪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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